第40章:皇帝和官僚集团 1
从中国的农业历史来看，中国的农业结构和西方也有着很大的不同。而这种不同主要就是中国的农业结构是农桑结合，而西欧则是农牧结合。中国的畜牧业是一种依附性产业，在整个农业结构中充当配角，西方的畜牧业则是一种独立性的产业，在结构中充当主角。
我国的传统耕作方式是精耕细作，而欧洲农业本身地位就不及农业在中国的地位，中国的人口众多，因此也就不需要太多的畜力。
这个是相辅相成的，不用马耕田，则改良马也就失去了动力。如果朝廷提倡用马耕田，给与农户支持，积极改良马匹，则中国产生优秀的挽马和战马是完全可能的。
因此卞为鸾打算购买西方的劳力马匹、运输马匹以及战马，对于马耕的优势，卞为鸾还想到了马拉收割机，以马的速度，卞为鸾觉得可以，牛肯定是不行的，要不功率单位怎么是马力，而不是牛力呢？
这些水田的耕种也是在旱地的情况下犁地和松散耕地，然后放水成为水田。
在完全是人力的条件之下，一个成年劳力只能耕种一点三吨粮食的土地面积，这已经是累死累活的了，假如连收割也能用马匹，加上用马匹耕种、收割、运输、脱粒、分离、清洗、推磨等都尽量使用畜力，可以提高十倍的效率，那就吓死人，每个人产出十三吨，除去税租种子肥料畜力等费用，大约获得五吨上下的粮食，七十两白银的收入，十分可观，只怕没有如此多的土地供汉人耕种。
以目前的技术水平，卞为鸾估计旱灾已经可以基本可以抵御，水灾也有一定的能力，没有办法的是蝗灾。
随后卞为鸾下令，谢富坤组织了在朝鲜的九万多人，其中有劳力五万多人，开垦土地，疏浚沟壕，开挖井池，又大力制作大水车，畜力水车，人力小水车，农用工具等物资。
随后选拔了五百人耕作经验丰富的农民，在原朝鲜的黄海道沿大河地区，先行勘查待垦荒地，修建渠道，开挖蓄水池。
平壤平原的面积有一千平方公里左右，可以有一百五十万亩田地，载宁平原就更大，可以有三百万亩田地，延白平原也是一百五十万亩田地，但是一时没有如此多的人马工具，只能先耕种其中的一半，没有水灾和蝗灾的话，二十万吨粮食产量没有多大问题。
代价也是很大的，加上手工业的开支，借给政府的一百万两，一年之内，卞为鸾是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金钱花完了，除了四百万白银家财没剩一文钱之外，还有近三百五十万两白银的担保，自己只剩下十八万五千两黄金，二万一千六百吨的粮食储备和产业股份以及盖州的十六万亩田地和贸易所得的物资，这里还有边东城对岸的一千亩田地和房地产。
至于牧地面积就更大，除了田地树木道路石头地面以外，其他的土地可以用来放牧。
万历以皇帝的身份向臣民作长期的消极怠工，在历史上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他的动机是出于报复心理，因为文官们不容许万历弃长立幼，以皇三子朱常询代替是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一愿望不能实现，也使万历心爱的女人郑贵妃为之郁郁寡欢。
万历也很清楚，无论他多么宠爱郑贵妃和她的儿子朱常询，弃长立幼的举动决不会被臣民们所接受的，如果公开坚持，最后势必引起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而且流血冲突之后也未必就能一定如愿以偿。
在处理立储这个问题上，万历犯了很多错误，本应该以国家利益为重，却夹杂了太多的私人欲望，作为皇帝处理政务，国家利益理所当然位于第一位的考虑，其它因素靠边站。
第一步行动是册封郑氏为皇贵妃，仅次于皇后，万历想侥幸的认为子以母贵，朱常询超越朱常洛而立为太子，就可以顺理成章。
然而在绝大部分文臣看来，这自然不合伦理道德，万历本人也同样找不到充分的理由来实现自己的意图，因为其本人也受儒家思想的控制，只能找出种种借口来拖延时间。
事件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法律，法律始终没有被人提起，即万历皇帝如果一定要弃长立幼，他并不是找不到法律上的依据。
第一，朱常洛并不天生即具有继承大统的权利，其他皇子也没有这种权利。因为皇子在被册封以前统统没有名义，否则就用不着特别举行封太子的仪式了。
第二，立长不立幼，只是传统的习惯而不是强制性的法律，这样的话就等于否定了永乐皇帝的合法性。
第三，根据太祖洪武皇帝的规定，嫡子有继承皇位的优先权，可见皇子的地位决定于其母亲的地位，而长幼是次要的。朱常洛之母为恭妃，朱常询之母则为是贵妃，朱常询的地位就高于了皇长子朱常洛。
第四，万历还可以废去孝端皇后而立郑贵妃为皇后，使朱常询成为名正言顺的嫡子。在明朝历史上，宣德、景泰、成化、嘉靖四朝都有废皇后，并未因此发生政治波澜。
为什么万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这就要从统治理念来解释，历朝历代都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的，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道德作为统治理念。
大家都懂得父亲对儿子不能偏爱，男人不能因为宠爱女人而改变长幼之序，正因为这些理念为天下人所承认，我们的帝国才在精神上有一套共同的纲领，上下一心臻于帝国的长治久安，这是立国的根本，就是以德治国。
所以，万历纵使在法律上获胜也没有用，天下人从来没有听说法律的裁决可以与儒家圣贤的教导相违背。在这样强大的道德伦理和舆论的压力之下，万历在公开场合不得不否认他有弃长立幼的企图。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万历在张居正事件以后，他明白了是人就会既有道德伦理，又有私心贪欲，私心贪欲决非道德伦理所能加以消灭的。
于是，万历既不强迫臣民接受他的主张，也不反对臣民的意见，而是对这一切漠然置之不理，采取消极怠工的形式。
万历皇帝决心以顽强的意志和臣民们作持久的对抗，臣民不让他立心爱的儿子为太子，他也不立太子，甚至不让朱常洛举行冠礼以便向翰林院的官员就读，这样双方坚持十年之久。
万历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最后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打算，但是他的屈服是带有仇恨的和报复意味的。皇长子被封为太子，皇三子被封为福王到河南之国，从此，臣民也再没有机会能使万历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了。
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再也不愿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像这样又过了20年之久。
各种法定的礼仪照常举行，但是皇帝已经不再出席。高级的职位出缺，他宁可让它空着而不派人递补，使那些文官们除了极少数的三五个人以外已不再有升迁到最上层的希望。
臣民们抗议的奏章不断向皇帝提出，万历也不加答辩。因为他知道，只要在奏本上一加批，不论是激烈的驳斥还是冷静的辩说，这些朱批和原来的奏折都要送到给事中的那里传抄向天下公布，这就正好中了那批上疏人的下怀，使他们达到了沽名买直的目的，而暴露了皇帝自己缺乏雍容可贵的气度。
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可恶的奏本留中不发，于是有良心的官员只好提出辞呈，万历既不按例慰留，也不准离职。有的官员在盛怒之下挂冠而去，吏部建议对这些官员追捕究问，万历同样还是置之不理。
皇帝和他的臣民熟读诗书，知道经典史籍赞成臣下向无道之君造反。但这无道之君必须到达夏桀王、商纣王的级别，现在的万历皇帝却并非如此，而且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奏疏以外，不见内阁大学士之外的任何官员之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章。
对于这种情况，臣民们是找不到任何经典中的训示来造反的，因此也无法将皇帝赶下台，所以，这种不满甚至愤怒的情绪尽管不断滋长，却始终没有发展成为足以构成内战的借口。
皇帝的放弃职责并没有使明朝政府陷于瘫痪。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会试、殿试照旧举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时的考核也没有废止，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是不用麻烦皇帝，内阁和吏部用抽签的方法来决定人选。
对于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准，奇怪的问题是，皇位的继承问题早已解决，而关于当年延搁立嗣的责任之争，反而更加严重。每当提及往事，就有许多臣民被卷入，而且舌战之后继以笔战。
这时朝廷中的文臣已经分裂为若干派别，彼此间无数的旧恨新仇需要清算，激烈的争论则常常肇始于微不足道的衅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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