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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前一后走出了寝室，穿过校园，又来到校门口取车。严类坐上了小雨的汽车，坐在副驾驶上一直沉默不语，就这样看着窗外，好像看了，也好像没看，他们路过拥挤的街道，破败又脏乱的临时菜场，又路过飘着烟雾的烧烤摊和煎着绍兴特产臭豆腐的摊子，也路过，那条通往画室的小巷。看见这条巷子时，他就闭上了眼睛。
小雨问，你想吃什么？
待再睁开眼睛时，已进入了绍兴城中心。眼前忽然变得繁华了，没有摊位，没有脏乱差，没有拥挤到令人憋屈的小巷，小雨又问：“严类，今晚想吃什么呢？”
严类笑笑说，你决定吧。
后来他们来到了绍兴著名的咸亨酒店。小雨指着酒店门口的那尊雕像说：“严类，你看，那就是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了。鲁迅笔下的孔乙己有个理论：喜欢看书的人如果拿走了书店的书，就不算偷书了。鲁迅把孔乙己描述成‘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是个被封建社会毒害的读书人。严类，读过《孔乙己》吗？”
严类答：“读过。”
小雨就拉起了严类的手，说：“走，我们吃饭去。”
他们选了临窗的位置在一张木质桌子前坐了。点的都是绍兴特色的菜：一碟茴香豆，一碟臭豆腐，当然还有梅菜扣肉，以及一盘脆皮鸡。小雨说，本来这些菜配上绍兴黄酒可就完美了，不过等会儿我要开车，就算了。严类说，我没事。就点了一碗绍兴黄酒。
严类在绍兴读书一个多月了，却没正经逛过绍兴市区，咸亨酒店更是从未来过。他臭豆腐倒是吃过几块，也都是校门口的摊子上煎的。更别说绍兴黄酒了，平时他滴酒不沾，让他喝酒比杀了他都难，今天却主动点了酒，这倒是怪了。
小雨知道严类有心事，尽可能给他一种轻松的氛围。她从未见过严类这个样子，像失了魂一样。她真恨自己刚才提什么绍兴黄酒，这一碗黄酒下去，要是醉了可怎么办。吃饭时，小雨就一直跟严类聊着，聊学习，聊生活。不时也给严类夹菜，让他多吃点。偶尔，小雨也带严类进入放松的状态，她小声跟问严类，斜对面的那对男女是什么关系。严类不答，小雨又说，以我多年观察人的总结，男的买单的，说明他们是男女朋友关系，如果是女的买单的，那就是夫妻关系。
严类不置可否，笑了笑后埋头吃酒。咸亨酒店里人来人往，正是下午五点吃饭的点了，酒店堂间的客人就渐渐多了起来。但他俩坐在酒店一角，大有一副闲人莫近的感觉，严类喝掉了面前的一碗绍兴黄酒，正招手想再点一碗，小雨拉下了严类在空中的手，说，不能再喝了。严类执意要再点一碗，说这酒又甜又酸的，挺好喝的，要不你就也点一碗尝尝？
第二碗黄酒很快被严类喝完了。这时在小雨眼里的严类是眼睛红红眼神迷离的，脸红到了脖子根，连手臂上也都红了。他还想再要一碗，小雨在桌子面对低声怒吼：严类，你疯了！严类也吼了：你让我喝!
这顿饭吃得并不愉快，小雨一直拉着严类往前走，她匆匆的买了单，把严类拉出了酒店，街上有人侧目，有人驻足，纷纷指指点点，大约猜着这两人的关系。严类嘴里含糊不清，叫喊着“我要喝酒！”小雨拉着严类来到停车场，找到自己的车时，小雨说，上车。两人上车后，小雨并没有要发动汽车的样子，两人都静静坐着，良久，小雨忽然转过身来，直视严类的眼睛，问：严类，究竟出了什么事，你必须向我交代清楚！
在绍兴文理学院美丽的校园里，伴随着晚霞，校园像是被披上了一层金。这里到处都弥漫着青春的味道，男孩子们喜欢在操场上挥洒汗水，他们执着于各种球类运动，他们在晚霞中奔跑和叫喊，释放着年轻带给他们的活力与激情。女孩子们喜欢静静地坐在一处，欣赏着男孩们的那份夸张，有时候她们喜欢把饭盒端到操场上来，边吃晚饭，边看男生打球。当有好球出现，她们也不吝赞美，尖叫着叫好，但更多时她们总是会跟身边的女伴窃窃私语，不时发出银铃般的笑声，惊得头顶电线杆上的鸟儿都一飞冲天。
有个女人走在校园里，有学生跟她碰见，都会喊她王老师，她也会微笑回应，一脸的慈祥。她手机响了，接起电话“嗯”了一声，又有学生与她擦身而过喊了声王老师，她对着学生微笑，却对着电话说：嗯，好，等会儿给你回电话吧。好吗？挂了啊。
王老师匆忙赶回办公室，关上门，又掏出手机，回拨了刚才的那个电话。接通后，她说：“不知道，没什么情况。应该不会吧，我看着他们出了校门，大概出去吃饭了。”
电话那头问：“那个是什么人？”
王老师答：“听说是他姐姐。放心吧，我会留意的。”
那头又问：“特殊情况下，一定要注意，不然的话我们的事业都前功尽弃了。你说他姐姐怎么会突然出现在你们学校的，莫非他把昨晚的事跟他姐姐说了，然后找他姐姐过来诉苦？他姐姐如果要捅出这事，到你们学校非要讨要什么说法的话，你知道怎么处理了？”
王老师答：“应该不会，当时我去过他寝室，当时他在洗澡吧，我也没见到。他的这个姐姐我倒是见到了，从面部表情来看，应该没问题，她还朝我不好意思的笑了笑，也许我没质问她怎么会出现在男生宿舍对她来讲已实属幸福了。放心吧，从它表情上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愤怒或者其他类似的情绪。我猜严类他应该没有说。我会去试探他的，我懂得怎么处理。”
电话那头就说：“希望如此，有什么情况及时联络。”王老师道：“张组长，近段时间是否先避避风头，我的意思是，先不要太莽进？”那头答：“说了多了次不在教会时不要叫我张组长，叫我张教授！”
吼完这一句，那头就掐断了电话。王老师握着电话，在办公室中，呆若木鸡。
王老师本名王水清，1956年出生在江苏扬州的农村。家里姊妹四个，她排行老大。1975年的春天，19岁的王水清失去了母亲，而作为长姐的她顶替了母亲，成为了当时社会主义公社中的一名劳动力。她喜欢读书，每天夜里读书，白天劳动，为家里挣工分。那年夏天，王水清所在的村子遭了大水，公社里要求每家每户出一名劳动力去山上挑泥巴来填埋年久失修的大坝，以免大坝一旦决堤殃及整个村子。王水清的父亲当时正害了痢疾，别说是走上一二十里的山路去山上挑一旦泥巴下山，就连站稳了都难。老王家正一筹莫展，姊妹四个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不知如何是好。公社的人又来催，说每家每户必须出一个壮丁去挑担。王水清的二妹冲着那人喊，你没看我爹害了痢疾么，哪还能上山，我三弟才多大，你看看，才多大，都不满15，能跟你们去挑担么！
那人说，这我可不管，反正每家每户就得出一名壮丁，这是为了全村的安危，难道你们家就得特殊化？这是社会主义国家，谁都不能搞特殊，我看你们都被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给腐朽了！
正吵着，王水清吼了一声“都别吵！”一下四下无声，继而，王水清又转头跟那人说：“我替我爹去。”说着，从门后操起一根扁担就要走。王水清她爹在病榻上叫住了她，说，娃儿啊，让爹去，你一姑娘家咋能跟一群大老爷们一起去挑泥呢。说着，挣扎着要从床上起身。王水清来到父亲床前，按下了父亲，又给捏了捏被角说：爹，没事儿，不就挑几担泥巴么，我就替你去了吧，你好好在家养病，挑完我就回来了。转身又跟二妹交代:做饭就归你了。还有，爹的药要煎好。说完，就头也不回跟那人走了。
从山上挑泥巴去坝上填土的都是老爷们，王水清在这支队伍中更外显眼。王水清跟着队伍踩着泥路，蜿蜿蜒蜒去到十里外的小山坡上取土，待两个簸箕装满了，就又随着队伍去到十里外的大坝上。第一趟下来，王水清还能顶得住，可第二趟，第三趟时，她就渐渐显露疲态，这一担在肩膀上，可是五六十斤的分量，压在她19岁大姑娘的肩膀上，再加上脚上的解放鞋粘满了泥，步子就更加沉重了，她抿着嘴咬着牙，艰难地迈着步子。跟她擦身而过的汉子们偶尔也会朝她吹口哨，说着老王家的大姑娘可不得了，女娃子能当汉子使，一点都不输汉子。
也不知何时起，王水清忽然觉得尿急。但她还是忍着，因为挑着担时，她四处观察过，一路上都是开阔地，无遮无拦，从大坝到小山坡上又是两条一正一反的挑担队伍，就连一处人少的地方都没有。王水清是真的觉得尿急，这感觉难受极了，比挑着五六十斤重的担子更难受，她脸色越来越差，满脸憋得通红，步子也迈不出去了，夹着双腿小心翼翼挪步。
她想找个地方解手。但周围都是汉子，都是爷们。如果她是个小嫂子，那么多跑几步路，远远的背着这过往的男人解个手也就算了。而她，是个大姑娘，是个雏儿。她是决计拉不下这个脸在这无遮无拦的空阔地上解手被男人们看见的，她只有忍着，忍得痛不欲生也得忍着，而且，她想，她不能丢了爹的脸，丢了老王家的脸，她不能掉队，不能喊累。她就想，太阳能赶紧落山，赶紧收工，赶紧回家。
队伍中的男人们也吃不消了，纷纷喊着“哎哟喂”的号子来给自己鼓劲儿。更何况是王水清，这次挑担对她来讲真是身心的煎熬，憋着一肚子的尿，压着一身子的泥巴，额头上汗如豆大滴落在她深一脚浅一脚的脚印中。解放鞋灌满了泥，两腿好似灌了铅，一路上摇摇晃晃，一路上默不作声。咬牙，再咬牙，牙根都快咬断了可太阳还旋在头顶，不知几时才能挣完工分回家，不知几时这毒太阳才会下山。
也不知何时，王水清眼前一黑，脚下步子一不站稳，就跌倒在地了。肩上担子正压在腰上，只听她“啊”了一声就没再发出任何声响了。王水清伏在泥地上，她的黑色裤子上印出了一滩水渍来。
后来，听村里卫生站的同志说，王水清是膀胱爆了。能捡回一条命已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未完待续心痛搁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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