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1章 草原战乱和山西戒严
作为朱由检最关注的地域之一，西北三省早已和京城建立信鸽联系。
朝廷组建三省剿匪委员会，下令山西、河南组建戡乱救灾委员会的事情，很快就通过信鸽、用密文传到了三地。
被委任为三省剿匪总督、全权负责三省剿匪事务的孙传庭，接到命令后不等正式文书送达，立刻召来杨肇基、杨鹤、祖大寿等人，布置山西剿匪事宜：
“山西盗匪，源自延绥。”
“只是延绥那边旱灾严重，连年颗粒无收，民间没有余粮，民户也被卫所组织起来。”
“延绥的盗匪劫掠不到粮食，又被官军追捕，因此逃往山西。”
“山西匪患蔓延，我等责无旁贷，必须出兵山西。”
首先给这件事情定了性，孙传庭认为必须服从朝廷命令，从陕西派遣兵马去山西。
杨肇基是三省剿匪提督，本就负有在山西剿匪的责任，闻言惭愧道：
“制台所言极是！”
“山西剿匪本就有杨某的责任，杨某愿亲率兵马，去往山西剿匪。”
和他搭当的护军使杨鹤也表示，愿意前往山西。
祖大寿等将领则摩拳擦掌，同样表示愿去山西剿匪。
在皇帝明确军功封爵标准、给毛文龙和满桂册封了伯爵后，军中将领都受到了鼓舞，想要获得爵位。
在陕西匪患频繁、却很少有大战的情况下，这些被孙传庭整训出来的秦兵将领，都想去山西立功，谋取一份功勋。
如此军心可用，孙传庭自然十分满意。他取出朝廷的命令道：
“陛下有令：祖大寿剿匪有功，由副总兵提升为总兵，担任三省剿匪副提督。”
“护军使杨鹤，随祖大寿一起出征。和山西巡抚耿如杞、山西总兵张鸿功，共同负责山西剿匪事务。”
祖大寿、杨鹤闻言，立刻跪拜领命。
尤其是祖大寿脸上，可以说喜气洋洋，掩饰不住欢喜。
在被朝廷以涉嫌通虏调到陕西后，他在陕西剿匪中可谓奋勇作战、每战必先。为的就是重新取得皇帝的信任，不要把自己当作有二心的将领。
为此，他的家丁已折损了许多，取得的战果也很丰硕。如今皇帝升了他的职，代表着对他已重建信任，认为他是可用之人。
将来，他可能接替杨肇基担任剿匪提督，甚至像满桂那样，得到伯爵爵位。
这让祖大寿的心里，如何能够不喜？
杨鹤则是另一种心思，询问孙传庭道：
“孙制台，朝廷的命令除了剿匪外，还有如何赈灾吗？”
“山西情况和陕西相仿，若是只剿不抚，恐怕难平匪患！”
孙传庭看着朝廷传来的命令，说道：
“朝廷没说赈灾，但让山西、河南两地，仿照陕西组建戡乱救灾委员会，全权负责戡乱和救灾。”
“这剿匪的事情归咱们，赈灾的事情，就只能看山西官吏了。”
作为三省剿匪总督，孙传庭对于剿匪事务可以一言而决。但是山西、河南二地如何抚民，他就没有权力插手了——
三省剿匪总督到底不是三省总督，只有军事上的权力。
杨鹤的职务，也只是三省剿匪护军使，负责剿匪军队和地方的联系。
他对地方事务同样没有多大发言权，只能叹息一声，希望山西巡抚耿如杞能做好抚民。
——
此时的山西巡抚衙门，气氛远比陕西总督府凝重。大堂上人人屏息，几乎落针可闻。
在收到朝廷的斥责文书后，人人都知道耿如杞在山西的时间，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被革职暂代的他，如果能在接下来几个月控制住匪患还好说。控制不住的话，那就像皇帝警告的那样，至少是流放结局。
曾经险些被阉党害死的耿如杞，并不畏惧死亡。对于当年拒绝参拜魏忠贤，他没丝毫后悔。
但是如果被朝廷以治政不力的罪名罢官，还要连累祖上蒙羞、家人流放，耿如杞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不应该落到这个结局。
所以他盯着堂中的山西官员，厉声道：
“此次匪患蔓延，山西官员皆有责任。”
“皇上命我戴罪立功，尔等同样如此。”
“如若控制不住匪患，尔等就和本官一起，流放海外戍边。”
一众山西官员，闻言大气都不敢出，知道耿如杞说的绝对不是虚言。
两年前的李养冲案，山西官场就迎来了一场大地震，几乎有一半的官吏，被流放甚至抄家问斩。
如今匪患之事，绝对比李养冲案更严重。如果控制不住，朝廷绝不介意再次清理山西官员。
耿如杞现在别看只是戴罪立功，权力却前所未有的大。牵连到匪患一事的山西官员如今都在戴罪立功，由他决定选谁用谁。
这些官员，都希望耿如杞继续发扬君子之风，严于对待自己、宽于对待他们。
山西按察使吕逊道：
“朝廷远在天边，不知山西的情况。”
“若是发生匪患的地方官员都被革职，靠谁治理地方？”
“而且这样下去，又有哪个地方官敢上报匪患？”
耿如杞之前也是如此想的，甚至在山西官员的劝说下，向朝廷上疏不要惩治发生匪患的地方官员。
他和很多山西官员，都认为盗匪是从陕西来的。因此惩治当地官员，实在是不应该。
但是如今被朝廷斥责、甚至罢免官职戴罪立功后，耿如杞顿时就明白，自己之前被蒙骗了：
山西官员没有责任的话，匪患如何能蔓延这么快？
如果不是这些人欺上瞒下推卸责任，自己早就派兵把匪患平息在初起状态。
从京城传来的信息，就有人指出了这一点。为他争取到戴罪立功机会的礼部尚书成基命，告诫他不要轻信地方官员。
所以耿如杞现在，深恨自己有眼无珠受到蒙蔽，又痛恨这些沆瀣一气的山西官员。
面对吕逊这番话，他毫不留情面地斥责道：
“吕按察使此言，实在太过荒谬！”
“朝廷设立按察司是做什么的？不就是为了监察地方？”
“若是有地方官员隐瞒匪患，你们按察司是做什么的？”
“难道要让本抚教你，如何做个按察使？”
吕逊听得脸色通红，万万没想到以前极为和气的耿如杞，如今竟这么不给自己留颜面。
作为从郎中、参议、参政一路升上来的按察使，他在心里面是不怎么看得上耿如杞的。认为耿如杞不过是因缘际会获得虚名，才从一个兵备副使，快速升迁到巡抚一职。
而且耿如杞在廉政总署任上失败的经历，也让他觉得这个人只是空有虚名，其实全无才干。
以至于山西官场被清理后白纸一样的局面，竟然被耿如杞放任，又变得铁板一块。
如今面对耿如杞的斥责，吕逊生硬地道：
“不敢劳巡抚大人教导，吕某自然会做好分内之事。”
耿如杞闻言猛一击掌，哂笑道：
“好一个分内之事！”
“官员治理地方，不就是分内之事吗？”
“如今起了匪患，就是他们失职。”
“不能听本抚命令平定匪患的，本抚将来就带着他一起。”
“无论杀头还是流放，路上都有个伴！”
警告山西官员收起以前的把戏，不要再想着糊弄了事。
敢把自己的性命当儿戏的话，自己就带着他们一起。
破罐子破摔的耿如杞，可以说和山西官员彻底撕破脸，再也不维持你好我好的局面。
他甚至上了一封奏疏，请求皇帝把山西划入戒严区，准许他便宜行事剿灭盗匪。
山西总兵张鸿功，同样在这份奏疏上署名。他对戒严的认识更深刻，因为延沧公路一带，就是由他率领山西镇实行戒严，防止公路上的流民流窜。
在他看来，戒严后有助于便宜行事，山西匪患若想尽快平定，就必须宣布全境戒严。
——
这份奏疏，在朝堂引起的波澜比之前还要大。因为很多官员并不认为，山西形势严峻到了必须戒严的地步。
每次戒严区域的扩大，都是皇帝权力的扩大。皇帝之前能直接调整孙传庭、祖大寿等人的职务，就是因为陕西属于戒严区。
不愿意看到这一点的群臣，当然不想把戒严区域扩大。就是首辅韩爌，也不认为家乡的情况需要戒严。
就在大明的君臣对此展开博弈的时候，一个从草原上传来的消息，终结了这个争论：
建虏在消停了几个月后，终于再次出兵。方向不出意外是草原，轻易击溃了顺礼王林丹汗的察罕部。
没进行多少抵抗的林丹汗，已经率领本部逃亡。建虏却紧追不放，想让这个蒙古大汗臣服，征服草原各部。
到了归化城一带时，顺义王起兵拦截，被建虏同样击溃。如今顺义王已逃亡河套，忠顺公派人向大明求援。
大明直到此时，才得知这个消息。通过在张家口、宣府、居庸关建立的臂板通信系统，传递到京城里面。
得知这个消息的大明君臣，对此大为震惊。
因为他们虽然猜测到建虏有可能西征，却没料到漠南草原的部落这么不堪一击。
大明册封的顺礼王、顺义王，如今皆已被建虏击溃。之前对草原名义上的统治，也可以说崩溃。
参谋部长杨嗣昌，当即就建议道：
“草原局势混乱，臣以为宣府、大同应当立刻戒严，防备建虏进犯。”
“九边各地，也应加强戒备，防止被建虏击溃的草原部落，流窜内地作乱。”
长城督师朱燮元，闻言立刻附议，认为应该宣布宣大一带戒严。甚至蓟镇这边也要准备兵马，像去年一样防备建虏进犯。
枢密同知袁可立等，同样纷纷附议。大学士、九卿等大臣，面对这种情况也无法提出反对意见。
朱由检当即下令道：
“宣大立刻戒严，宣大提督朱梅赐尚方剑，作为主官全权负责宣大事务，看情况决定出征还是防御。”
“九边进入战备状态，收拢内附的蒙古人，重建蒙古左右卫。对于不服管教者，可以驱逐甚至剿灭。”
“对于抵抗建虏的蒙古部落，大明要提供一切支持。之前参谋部制定的预案，立刻下发实施。”
枢密院官员闻言纷纷应是，很多人从之前的惊慌恢复过来——
因为大明已经预料到建虏会西征，还制定了预案。他们认为只要按预定方案实施，情况仍在控制内。
但是其他大臣心中，普遍都很紧张。他们不知这次建虏和蒙古部落的交战，会是什么结局。
如果建虏顺利建立对漠南草原的统治，那么宣府、大同、陕西等镇，就会处于建虏的威胁下，需要像辽东一样重兵防御。
这对大明来说，绝对是雪上加霜的事情。
一个辽饷就让大明上下喘不过气，如果再追加军饷，估计会天下皆反。
尤其是朱由检知道，大明就是被内忧外患联合作用灭亡的。所以他一改之前的从容不迫，喝令道：
“山西匪患必须尽快平定，绝不能放任蔓延，内忧外患齐生。”
“传令，陕西巡抚沈自彰，暂代三边总督一职，主持陕西戡乱救灾委员会。”
“三边总督孙传庭，专任三省剿匪总督、暂管山西军政，负责山西平乱。”
“山西全境戒严，孙传庭统揽一切大权。”
“敢有不听命者，可持尚方剑斩！”
改变了之前让祖大寿、杨鹤、耿如杞、张鸿功联合负责的决定，让孙传庭作为主官，统揽一切大权。
他需要把山西匪患尽快消灭，不让建虏得知，与之里外配合。
群臣对于这个决定，大多有些意见。内阁首辅韩爌道：
“陛下，孙传庭是代州振武卫人，不当在山西任官。”
“山西戒严之事，也还值得商榷。”
朱由检已经不耐烦再争论这件事情，下令道：
“孙传庭之前因为立功，世职已经从百户提升为副千户。立刻转入金吾卫，把他的家族迁到京城来。”
“山西北部的大同需要戒严防备建虏，中部延沧公路经过的地方已经宣布戒严，南部正在遭受匪患。”
“如此危急形势，戒严还有什么争论？”
催促韩爌拟诏，下令山西戒严。
韩爌性情本就软弱，再加上皇帝说得有理有据，他只能拟了诏书，宣布山西宣府戒严、九边各地战备。
刚刚让祖大寿、杨鹤做好出兵准备的孙传庭，在接到新的命令后，只能把手上的事情交给沈自彰，亲自率领兵马，前往山西平乱。
御营勇卫营也立刻出征，还增加了有战斗经验的鹰扬军一个大队。
整个北方的兵马也开始调动，调入新组建的五军营，防备建虏进犯。
北直隶的府县再次感受到去年的恐惧，整修城防的热情，再一次高涨起来。
涿鹿区的水泥、砂石，还有刚刚开办的兵工厂，迅速变得红火。
就连只开了个空头公司、仍在试验新火铳的徐森，都有人在他的装备公司下订单——
那些捐纳公士获得持械权的士绅，都想要获得精良的火器，用以保卫自身。
在通州兵工厂入股的贵族，更是瓜分了刚生产出的火铳，装备自家卫队。
那些不准备去开藩、没有获得兵工厂股份、也没有资格组建卫所的贵族，则是后悔不迭。到处寻找关系，购买火铳给府中家丁装备。
整个大明上下，掀起了一阵整修武备热潮。报纸上更是展开大规模宣传，让很多人认识到保家卫国的意义。
正在参加选举、组建议会的京城民众热情高涨，在他们的积极支持下，京城各坊的民兵队，迅速得到组建。
之前还抵制成年后服役、不愿服兵役的军民户，此时在朝廷的严令和四邻的鄙视下，开始应征入伍，进入神枢营训练。
京城军事改革的进度快了一大步，官吏们在建虏可能进犯的压力下，在做事上普遍更加积极起来。(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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