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农民的一年

毫无疑问，春耕时是牛最忙最累的时期，牛的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即使天天吃着鸡蛋，也总有上了年纪的牛累倒后就再也爬不起来的情况。除了伤心外，农人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属于他们的更忙碌的一年才刚刚开始。更有人像老牛一样，同样因为过度地劳累，倒下去了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可为了生存，他们只能拼了。在贵如油的春雨过后，大家都争着趁土地还湿润，把希望的种子播撒下去，丝毫不会畏惧和歇息。

        农人们或是抛洒，或是把种子放入播种机里，在耕牛的牵引下，直线播种。这种木制的播种机，有两个扶手，除了底下分开土壤的地方是铁作的外，其它部位都是木头的，很是神奇。

        关于播种机，海山在历史书上讲汉代农耕技术进步章节时曾经看到过，跟图片上的一模一样。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编历史书的老师们图方便，直接到农村，看到古朴的农具时，顿时惊叹万分，当即决定用它当作历史书农具的样图来使用；还是农业技术专家们为了图省事，懒得去发明创造，直接从历史文献中找到这样一副样图，照葫芦画瓢，做出工具，以供农民使用。

        当然，这个问题的答案，海山是不得而知的。也许播种机只是祖祖辈辈们一直流传下来的一门技艺。这又不得不让海山惊叹，中华民族的传统是多么地顽固，固化的思维似乎让整个中华民族在穿梭千年的时光后仍然能一成不变，再结合来理解近代史中的慈禧老佛爷，认为铁块是不能浮在水面上的观点，是多么天经地义的事。

        然而对于三湖农场这样一个棉花示范基地来讲，用播种机来播种棉花绝对是一种懒汉行为。因为这样播种的发芽率并不高，即使发了芽，由于没有营养土的供给，长势也会不好。三湖农民干的农活会更加精细，他们会用专门培养过的营养土壤培育出幼苗来，然后一筐一筐地挑到田地里，连土带苗，每隔15公分左右，一株一株地种下去，最后还要浇上一点定根水，来确保成活。

        这个时候的农民，才知道对自己的田地了如指掌的真正含义。哪里杂草是啥样的？哪里密集？哪里的土壤容易扎脚？哪里的地势低洼？他们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因为他们的土地都是经过他们一寸一寸地亲手摸过，经过他们亲脚踏过，每寸土地上都留下过他们的足迹，都洒下过他们辛勤的汗水。

        如果运气好，刚好赶在春雨后成功播下种子，种子就能顺利发芽成长，为秋收打下坚实的基础。如果运气不好，没有在那仅有的几场雨前作好春耕的准备，没有及时播下种子，那秋收就会大打折扣了。

        有时候，春雨偏偏不来，等急了的人们就只能使用最原始的办法。一桶一桶水地往地里挑，一颗一颗地播种，一株一株地浇水，种的植物总有上万株，浇水的次数也有上万次，挑水的桶数更是数也数不清。这时候，农人们似乎又知道，每个种子都是长得啥样，因为这上万株的种子都得亲自经过自己的手里。

        哪个种子是瘪的，注定发不了芽，在旁边添一粒备用种子；哪个种子有点上霉了，有可能发不了芽，在旁边添一粒备用种子。哪个种子歪屁股，哪个种子小得可怜，这时候就像是在选美，种子的质量稍微有点不整齐，农人嘴里就会不断地嘀咕着那种卖种子是狗日的、黑心肝、烂屁眼，卖了质量这么差的种子给他，在嘀咕和埋怨中抒发着自己的倒霉和劳动的艰辛。

        既使劳累，这种笨方法却最不讨喜。即使劳累如这般，春日如火烤，种子的发芽率远远不及那自然的春雨来得好。往往是种过一遍还得补一遍，补过一遍还得再补一遍，费了劲不说，还容易错过最佳的生长期，苗子参差不齐，产量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

        棉农的忙，不仅仅体现在播种，巧而又巧的播种完后才是一年忙碌的真正开始。

        一遍一遍地施肥，磷肥、丙肥、化肥、硼肥、有机肥、复合肥、叶面肥、花蕾肥等等。可是肥施下去后，不仅有利于作物生长，同时也便宜了那些田间的杂草。这些无比顽强的生灵可比作物强悍太多，多么贫瘠的土地他们都能生长。小河边、田地里、甚至家里的墙角、屋顶的瓦缝，随处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生长速度之快，抢肥料的能力之强，令人侧目。它们的长势就如同盛开的花朵一般，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去注视，总能轻易地捕捉到它们生长的痕迹。这时，你会惊叹地发现，一夜之后，他们又长高了一大截，如同奇迹。

        田间的杂草就如同人体内的肿瘤一样，如果放任生长，它们就会无限制地扩张，把自己养得壮壮地，高高地，遮天蔽日，庄稼全部都淹没在草海里。渐渐地，这些庄稼就如同被癌细胞占领的器官，慢慢地营养不良，最终衰竭而死。即便有那么几株侥幸的，也只剩下瘦弱的躯干，根本结不出什么果实了。

        杂草这东西，从古到今都是农民斗争的对象，对付它们最有用最常用的武器就是锄头，一锄头下去，齐根蓐掉。有些杂草有遇水生根的特性，因此，锄草必须在大晴天才有好的效果杂草被斩断，立刻被太阳烤干了，就兴不起什么风浪，只能乖乖地化成作物的肥料。这也是雨天人们为什么不去除草的原因。

        当然，后来出了很多品种的草药可以对付它们，可在那个科技不发达的时代，草药还没有研发出来时，锄头和手似乎就是唯二的除草工具。而杂草不是除掉了就没有了，它们扎在土壤深处的根须，哪怕只有一点点，都会借着雨水的滋润卷土重来，反反复复地生长。往往这边田地刚刚锄干净，等农人去锄那边的田地时，这边又卷土重来，等把那边的杂草锄完，又得回来锄这边的草了，像极了打地鼠的游戏，让人哭笑不得，厌恶不已。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游戏，任何农人都没有权利选择放弃。一旦选择退出，就相当于放弃了收成，放弃了一家人明年的衣食住行。放弃就等于自杀，唯有硬着头皮，头顶烈日地与它们做一场无硝烟地战斗，直到收获的到来。

        农民辛苦还不止如此，当锄草的战争还在继续的时候，新一轮的战争又将打响：虫战。

        那些田间地头飞舞的白的、黄的、花的蝴蝶很是吸引人们的目光。在城市里的人看来，它们很浪漫、很唯美。可在农民心里，这些都是恶魔的化身，是虫子他爹妈。只要捉到一只，顺手就给捏死，往往比捏死一条肉虫还显得高兴，丝毫不会管蝴的美与丑的问题。

        对付虫害，是有一些药水可以用的。可一旦虫多的时候，一个叶片上能见到三四条虫子的时候，药水就没多大作用了。倘若放任它们，一个星期不要，叶子就会千疮百孔，再过几天就只剩下茎杆了。失去了叶片的植物就如同失去了血肉的人一样，存活下来是不可能的事，这时农人心头就会涌现出两个字：绝收。

        因此，农人总是在出现这种征兆之前，放下锄头，及时挽救。虫子太多时，农药打死七成的虫子，剩下的三成的虫子就只能自己手动捉虫了。待字闺中的姑娘们看见虫子可能会不习惯，尖叫着躲开。但结过婚的女人就是另外一个样。也许开始时还会有些不适应，但后来她们就像化身成了啄木鸟，两眼放光地去寻找她们收成的敌人。

        齐人高的棉花地里，一条硕大的虫子趴在肥大的叶子上面啃食着，可惜的它的智商太低，趴在正面的它是很轻易，被人发现后，它的寿命也就仅限于此了。一双戴着白色手套的两根手指迅速伸了过来，两根手指头夹住叶面猛地一按，轻轻一捻，虫子就内脏尽出，化作了植物的肥料，反哺了农作物。

        农人辛勤地在棉花地里穿行，每一根作物都是仿佛自己的孩子一般，如果哪天不小心踩断了一株，自己会心疼半天，怪自己粗心大意，接着会找来木棍绳子给它固定，让它能继续生长，开花结果。虽然农人有成千上万的株的作物，但丝毫不会嫌弃多，哪怕是那么一株，都是他们的心肝宝贝。

        打农药不仅得控制虫害，还得控制植物因气候原因自己生的疾病，黄枯病，铁红锈病如果控制不当，同样会使农人出现绝收的局面。

        就这样，杂草、病变、虫灾的三重轮番上阵，棉农们手忙脚乱，四脚朝天，三湖农场的农民不仅仅要忙棉花地，还得分心照顾自己的稻田，更是分身乏术。披着星星出去，挂着月亮回家，成为一种常态，在劳累和疲倦中默默等待丰收的来临。来临时，等待农民的又一场场农忙大战。

        农民很忙很累，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们没有像城市人的那样固定的假期，光鲜的外表，却默默忍受着社会最下层所有的劳累和歧视，担当起社会蚂蚁的角色，无私地为社会奉献着自己的生命。在当时的海山看来，社会上也只有两类人最值得敬佩：一个是农民，一个是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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