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不一样的中日贸易 2
神速记住【燃文书库】,给书友提供一个舒适靠谱的无弹窗小说阅读网。(小说.。更新)大明风云史37:更新时间:24-9-39:25:26。幕府本身的财政收入原本就很困难,需要从对外贸易和商人那里取得铜钱,中断对明贸易实际上等于捆住自己的手脚,切断财政来源。 小。。更
新任将军义教就职后,设法恢复。7692
宣德八年(公元433年),日使与明政府在北京签订宣德贸易条约以代替永乐条约。
条约的基本内容是:十年一贡,贡船勿过三艘,使人勿过三百,刀剑(运明出售商品)勿过三千。
与永乐条约的船二只、人二百、不得携带军械的限制相比,大为放宽,表明双方贸易额有所增加。
同时,以宣德勘合代替永乐勘合。
其次,明政府重申;将军应约使如制,不得为乱,制止侵寇,严禁倭寇船下海。
宣德条约的基本内容,在此后相当长的贸易往来中,幕府和日商在人数、船只、刀剑数量等方面,虽屡有违犯,但大体上保持下来,特别是倭寇劫掠明显地减少,可以说,实现了宣宗的外交目的。
自此以后,明日双方贸易正常进行。
到了467年,统治日本的足利将军家,发生了内乱,史称应仁之乱,应仁之乱以后,由于管领细川氏控制幕府的实权,将军已徒具虚名,成为事实上的傀儡,更加促进这种分裂倾向。
加之,细川氏、斯波氏、昌山氏、大内氏等,主君大权旁落,权臣掌政,将军变成傀儡的历史在这些大武士身上重演,甚至有些权臣乘战乱之机,消灭主君吞并领地,形成新的豪族势力。
自此,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
导致进贡贸易结束的日本两个朝贡团宁波血腥火拼在嘉靖二年(523)爆发。
应仁之乱中,大内氏迅速崛起,开始争夺原先由细川氏所控制的对华贸易,单独派出使团到中国朝贡,而争夺中国的勘合至为重要。
大内氏从幕府派往中国的贡使手中,夺得了明朝正德皇帝(55-52在位)的勘合符,细川氏也不甘后人,从幕府手上拿到了之前弘治皇帝(4-55在位)颁发的勘合符。
显然,细川氏手持的勘合符已经过期失效。
日本的两派都派出了使团向明朝进贡。
大内氏派出的使节,名叫宗设谦道。
细川氏派出的使节,名叫鸾冈端佐,同时,还有位宁波人宋素卿(朱缟)作为副使。
两支船队先后到达宁波,持有效“勘合符”的大内氏船队先到,而持过期“勘合符”的细川氏船队后到。
不知何故,浙江市舶司并未及时查验先到的大内氏船队的“勘合符”,而是待细川氏船队到后一起查验。
令人不解的是,后到的细川氏船队,反而被允许先入港查验,占了先机,这样,大内氏船队的有效“勘合符”反而无效。
更令大内氏使节宗设谦道愤怒的是,在市舶司于“嘉宾堂”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细川氏的正副使节鸾冈端佐、宋素卿被安排在了宗设谦道的上手。
双方在宴会上爆发激烈争吵,而明朝官员却袒护细川氏。
宗设谦道的愤怒终于失控,他下令手下抄家伙,当庭攻击细川氏使团。
细川氏使节逃出了宴会,宗设谦道随即纵火,焚毁了嘉宾堂,然后赶回港口烧毁了细川的船队。
细川氏的正副使节鸾冈端佐、宋素卿等逃出宁波,宗设谦道一路追杀到了绍兴,然后又杀回宁波,沿途追击的明军及无辜百姓不少被杀,明军多名将领也同时遇难,宗设等“大肆焚掠,所过地方,莫不骚动,藉使不蚤为之计,宁波几为所屠矣”(明代薛俊《日本国考略·朝贡篇》)。
最后,宗设谦道在宁波夺船出海,还劫走了其所俘虏的明军指挥使袁琎。
朝廷震怒之下,下令锁拿了细川氏的正副使节鸾冈端佐、宋素卿,而逃走的大内氏使团中,有一艘船被风吹到了朝鲜海岸,朝鲜将船上的数十人悉数缚送给明帝国。
经过几方对质,才发现,祸源在于细川氏使团的副使宋素卿向浙江市舶司主管太监赖恩贿赂,赖恩枉法,导致这场大风波。
判决的结果是,宋素卿被判死罪。
这场风波之后,明帝国并未取消日本的朝贡。
3年后(嘉靖四年,525年),明世宗(嘉靖皇帝)令琉球入贡使向日本国王转交一封信,要求将宗设谦道逮捕归案,否则断绝朝贡,但杳无音讯。
嘉靖六年(527),巡按御史杨彝上奏说:“旧例日本入贡,以十年为期,徒众不得过百人,贡船不得过三只,亦不许以兵仗自随。
至正德六年以后,使臣桂悟、宗设等各从众五六百人,又副使宋素卿等一百五十人。
各诘真伪、争端滋起。
请令布政司移咨本国,今后遣使入贡,务遵定例,倘违定行阻回。
仍行巡海备倭诸臣,修战具,谨烽堠,选锋蓄铳,以戒不虞。
”归纳起来,他要求对日本朝贡重申四项限制,即十年一贡、人百、船三、禁止带用兵器,都一并援照旧例。
朝廷随即批准,明确提出日本的朝贡“凡贡非期,及人过百、船过三、多挟兵器,皆阻回”,作为一项定规。
后来,官居首辅大臣的给事中夏言,干脆上奏建议撤销市舶司,朝廷接受,宁波市舶司被关闭。
市舶司的撤除,实际上将中日贸易逐渐逼入地下状态,“市舶既罢,日本海贾往来自如,海上奸豪与之交通,法禁无所施,转为寇贼”。
期间,大内氏派遣的两次朝贡,都因不符合规定而被阻挡。
更多的日本私人商船,更是无法靠近中国港口,他们转而求助于走私渠道。
王直下海经商的54年,正是中日间走私贸易最为红火的年份,“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
55年,大内氏的大内义隆因内乱(大宁寺之变)被杀,继位的大内义长于556-557年遣使朝贡,但明帝国又将其视为篡位者而拒绝。
6年后(557),大内义长又被毛利元就所灭,大内氏政权彻底灭亡,日本陷入混乱,“勘合贸易”完全断绝。
从建文三年(4)到嘉靖二十六年(547),日本的朝贡使团共计批(田中健夫《倭寇与勘合贸易》),至此成为绝响。
武装走私成为主旋律,亦商亦匪的“倭寇”则成为主力军。
至此,近百年的明日进贡贸易结束了。
结束进贡贸易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国内群雄割据战争即所谓战国时代已然开始。
大名武士等忙于国内战争,无暇顾及对明贸易,特别是大内义隆在第十一次对明贸易船回国后不久,被家臣刺死,国内动乱,已无人再行组织对明贸易。
加之,明沿海倭寇、海盗出没无常,正式贸易船极易遭受攻击,大内氏的第十一次对明贸易船的第三号船,在返国途中,曾遭受二十八只海盗船的围攻,死伤许多船员。
因之,无敢再驶商船出海者,当然,倭寇兼私商的船除外。
嘉靖时代后期,明日双方勘合贸易停止后,私商贸易骤然增加。
在日本私商赴明贸易的同时,明商船开始赴日贸易。
赴日贸易的明商主要是闽、浙一带的海商。
不断赴日的明商以绢、丝换取日本的白银,恰如日商赴明获取铜钱。
明商船至日的港口大体为萨摩的日向、大隅、丰后各港以及平户等地,日本京都、界市的商人循踪而至,从这里贩运明商品从事国内贸易。
在这种贸易过程中,萨摩的纺津、筑前的花塔旭(博多)津、伊势的洞津,逐渐形成人烟辐凑的商埠地,明商船赴日本多半驶往这几处港口。
因而这些港口明人居留该地者甚多,例如在博多:有一街名大唐街,而有唐人(指明人)留恋于彼,生男育女者有之,昔虽唐人,今为倭也。
应当指出,由嘉靖中期至万历中期约五十年间,是倭寇为患最猖獗的时期,是明海禁执行最严厉时期,同时也是明日私商贸易发展时期,尽管这时明日商人走私贸易冒有极大危险。
然而明政府严厉海禁没有制止住的走私贸易,却因丰臣秀吉于万历二十年发动的侵略朝鲜战争,从而导致的明日朝鲜战争,被迫中断了。
在这十余年间明、日商船虽未至明、日两国贸易,却以南洋吕宋、马尼刺、交趾等港口为中介地,进行转口贸易。
我闽浙直商人,乃皆走吕宋诸国,倭所欲得于我,悉转市之吕宋诸国矣。
甚至日商在吕宋购买明丝时,还发生过抢购风潮。
在万历二十八年(公元6年)至三十年(公元62年)之间,明商贩运大量生丝于交趾,均为至该地的日商所购去。
在南洋各地港口从事转口贸易,当然不如直接对明贸易更为有利。
因而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63年)德川家康取得政权任将军以后,便企图恢复明日间的外交贸易关系。
日本庆长十一年(公元66年),德川家康示意萨摩藩主岛津义久,令其通过琉球国王转达明政府,日本愿意恢复通商之意。
德川家康惟恐琉球国王的斡旋不利,于庆长十四年(公元6年)又令对马岛的宗义智派使者去朝鲜,请求允许假道赴明贸易。
德川幕府从南北二个方面向明政府致意,要求建立外交关系和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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