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大明武将的孤独 3
谢富坤指出了一点异议：“俞大猷算是一代名将，治兵有方，率领的俞家军也小有名气，但没有戚继光的练兵、鸳鸯阵和韬略，我只能说倭乱还会延续数年。”
寥寥几句话获得了几乎所有人的赞同，尤其是戚继光的大粉丝汴孔嘉。
卞为鸾考虑了一下才说：“戚继光是取得现实成就最大的将军，这个我也很认同。但是如果我能任命一位剿灭倭寇的统帅，我会任命俞大猷而不是戚继光，反而会更快的消灭倭患，只是这不符合社会现实，让海军将领节制陆军，从未有过这种举动。
让战略战术全面改革的建议，只有名将俞大猷提出过。因为倭寇的特长是陆战，水战反而低劣。俞大猷的战略主张是，以战舰和火炮毁灭倭寇于海面上，根本不让他们有登陆的机会。在战术原则上，他也明白指出：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铣，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他曾经请求把陆军军费的一半用来配备水师。
诸位也许认为倭寇不是海寇吗？怎么可能特长是陆战，水战反而低劣呢？但是我想十几年如一日与倭寇作战的俞大猷连这一点都搞不清楚的话，早就该回家睡觉去了。
朝廷有这种能力、财力和技术，这是倭寇所无法比拟的，只要下定决心，倭患造成的损失也不会如此之大，时间如此长久。
但纵使俞大猷的名望和战功都十分卓著，这些最佳的建议却像他的其他建议一样始终也没有被采纳。按照俞大猷的计划，要求兵精甲利，把原来两个士兵的军饷供应一个士兵，以部队的质量来代替数量。
用戚继光负责陆地防备，俞大猷的海上指挥，做到这一点想必几年就可以全面压倒倭寇，百姓就不会遭受到如此之大的损失，同时大明也可以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称霸东方海洋世界。
然而俞大猷要求亲自率领战舰数百艘，兵力数万人，如果一旦成为事实，现有指挥、财政和后勤体系必须改变，而且必须要求社会组织适应新的战略战术。结果是要不是新的战略战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要不会是懒慢和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战略战术。
而且精兵利甲强将，对朝廷和文官来说，未必就是福祉。再则作战的目的是消灭国际贸易，这不合历史的大趋势，怎么能消灭大家发财的机会呢？相反，应该开海禁，双管齐下，大明财政也会得到改善，因为倭寇也是有很大的商人成份的。仅仅依靠军事来解决问题，远远不如用军事作战加政治手段再加利益的**威力大。”
众人虽然很想反驳，但一时没有组织好语句。
卞为鸾接着总结道：“武将令人同情的遭际，带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其根源在于社会现实，尤其体现在文官和武将的关系。
概括说来，我们的文官认为，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他们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力量其实就是一种权威。对于任何利益，应当加以压抑而不是提倡。至于天灾足以引起战争，则是无知妄说，这不过是小人犯上作乱摆了。
对武将来说，气质与文官截然不同，需要准确的选择和迅速下决心的能力，必要情况之下，得把全军的生命视为筹码孤注一掷，决一胜负。这与文官中庸的为人处世原则格格不入，武将在战场的汗马功劳，也不过是血气之勇，即使克敌制胜，也不过是暂时成功而已，远远不如十年寒窗苦读。
这种风气还使军人退伍以后不能得到正常的社会地位，社会上就增加负担，因为他在军队里所养成的习惯、学到的技术和与整个社会不同的气质，难于再度适应社会生活。
军官退伍问题就会更严重。我所知道在别的国家里，军官是令人尊敬的，如果退伍后担任民政职务，他的管理经验也能保证他胜任。然而在大明，事情适得其反，军官所养成的严格、精确和果断的气质，竟毫无用武之地，文官和百姓们所重视的是和蔼的外表、华丽的文章、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上下左右前后圆通的拉关系。总而言之，和军人具备的一切恰恰相反。
这种观念使文官不仅在精神上对武将加以轻视，在战争中，如果武将当机立断，那是贪功轻进，好勇嗜杀；要是按兵不动，等待有利的战机，那又是畏敌如虎，纵敌养寇。士兵抢劫百姓，武将自然要受到处分，然而背景却是军饷长期拖欠，军饷由文官控制，然而一旦东窗事发，他们却可以毫不承担责任而由武将和士兵负责百分之一百的责任。
我朝中期以来，文官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上的最高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一旦如此，武将即使出生人死，屡建不朽功业，其社会影响，也抵不上一篇精彩的文章，甚至是一句令人叹为观止的诗词。社会既然如此，大家自然去写文章造诗词，至于提着脑袋去拼命搏杀，就交给别人去完成这吃力不讨好甚至还要丢命的干活吧，人人都这么想，事情就变得不可改变，这种制度和风气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我朝军事败坏的程度令人震惊。
军官的考试又重在刀枪弓马的是否娴熟，由文官主持的笔试，其要求不过是粗通文字而从未涉及军事理论，以儒家经典思想为主要原则。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武将，几乎很少有人具备运筹帷幄的谋略，其实这也正是文官集团所预期的目的，武将既然大多属于匹夫之勇，当然就有必要任用文官作为总督巡抚，让他们来指挥各级武将。在总督巡抚之下还有分巡道或兵备道还有海防道的，他们名为监察，实则握有调度攻防的大权，比起最高级的武将权力还要大许多。在军政方面，人事的任免以及后勤补给、交通管制各项也统统由文官主持，有时文官还会负责练兵事物。
在文官看来，一个将领所应该具备的素质是勇敢粗豪而不在于其它。如外号刘大刀的刘綎，重120斤的镔铁大刀，无疑是夸大了的描写，杜疯子杜松更为粗莽，作战时身先士卒，一旦战败，就毁坏自己的武器铠甲，而且三番几次声称要自杀或落发为僧，哪里有大将的风度？
这种军事体制的设计，显而易见，其重点不在于对付强敌的入侵，更不打算全面进攻敌人。我朝的军队是一支全能性的军队，主要任务是面对内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强敌，具体地说，就是镇压内地农民和边区的少数民族。因为人口过剩、灾害频发、无地农民的流离失所、官吏的苛刻暴虐，都可以迫使暴动随时发生。
至于在一个以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之内，谁想要极端强调军事效率，提倡军事改革，而导致军官和文官的并驾齐驱，哪怕他能举出无数动听动人动心的理由，在事实上也是绝对办不到的。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戚继光个人的意向如何，他所组织的新军就不可能不带上个人的色彩，所以人们就恰如其分地称之为戚家军。值得注意的是，这支新军在建立30年之后，仍然还是戚继光的个人部队。
这自然又和文官集团的原则大相径庭，戚继光的做法已在事实上打破了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须付出代价。因此在文官们的心目中，戚继光的军队不是国家的盾牌而是朝廷的威胁，加之他又和首辅张居正关系极为密切，所以必须对他作严厉的弹劾。
以上这些判断，归根到底，利益的冲突而已，文官需要强力压制武官，保证自己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同时在道德上，害怕强力武将祸害国家也是一种考虑。
我就概括一下三人，戚继光是最现实的将军，所于取得最伟大的成就。俞大猷是最理想的将军，文官巴不得个个武将都是俞大猷，需要指出的是俞大猷提出来的建议，仅仅是军事上的，并没有指点江山侵犯文官权利的意思。李成梁则是一位无法评说的将军，三人中无疑是争议最大的，诸位可以对照社会现实，将辽事责任全部推给李成梁，显然是不公平的。
我们就要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我并不打算效仿那一位将军，必要时，我们就要效仿其中的任何一位将军，这要取决于现实需要。目前，既然皇帝的大腿自动让我们抱，就没有投靠那一派文官的必要，需要提请诸位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啃皇帝的大腿，否则后果很严重！”
这一晚，卞为鸾好不容易说服了盖辽军的军官们接受自己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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